G7峰會涉華消極動向體現日戰略思維三重悖論
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日召開的G7峰會在開幕時,就遭到日本國內外大量民眾的抗議,認為這場峰會本質上不過是“富國集團陰謀小圈子”繼3月底第二屆“全球民主峰會”之后又一次拙劣模仿與尾隨策應。這次峰會分為兩個圈層,并包含一個隱藏的主題:即借經濟安全之由行醞釀戰爭、打造“亞洲版北約”之實,實為強迫與會國在地緣政治上選邊站隊,并間接對中國作“二選一”的政治施壓。
兩個圈層中第一個圈層涉及那些戰略上“搖擺”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歐盟頂梁柱、不再對美國“看齊”的法國;另一個圈層則根本就無意于經濟安全議題,而是包藏禍心、各懷鬼胎地策劃,操弄“亞洲版北約”議題,尤其是峰會主辦國日本針對中國的消極動向值得高度關注。
日方在聯合聲明中操弄涉華議題,在一系列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執意對華施壓,中國駐日本使館發言人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對于日本公然無視歷史與現實而惡意炮制老生常談的涉華議題的做法,中方強調,只有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才是各國應該遵守的國際規則;只有以《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等法律文件為基礎的戰后秩序,才是各國公認的國際秩序。對于任何妄圖挑戰這個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行為,中方保持嚴重關切。
基于錯誤的歷史觀和有關國際秩序的殖民主義觀點,岸田內閣在前安倍內閣“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錯誤路線上走得更遠,并且通過操弄核議題不斷玩火,意在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時火中取栗。瓦解破壞戰后國際秩序,通過廢除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而實現其所謂“國家正?;蹦康?,恐怕才是其真實戰略意圖。
輿論界有觀點指出,作為G7輪值主席國的日本,這次主持召開峰會最重要的議題其實就是“如何在烏克蘭危機的文字中巧妙塞進私貨,將‘臺灣有事’揉進去”,并且認為這是使某些“搖擺”的歐洲國家認識中國非經濟實力即“軍事政治威脅”的機會。更有日本媒體堂而皇之地提出,“東亞的危機被全世界矚目,對于日本來說是不幸中的萬幸”。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人類歷史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克服而導致的周期性經濟政治危機而輪回、演進。世界多極化格局的深入演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加上美國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埋葬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致使陰魂不散的日本法西斯殘余勢力妄圖突破戰后國際準則和國際秩序而單方面地追求所謂“國家正?;?,甚至再次實現軍事化、武裝化,并持續在涉及中國核心戰略利益問題上玩火、拱火。這體現出日本戰略決策層思維的三個方面悖論:
其一,口頭棄核與行動擁核的悖論。岸田文雄作為日本首相,選擇自己的出生地和票倉——廣島作為峰會舉辦地,可謂用心良苦——在選票政治的光暈下,既要將日本打扮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受害者,又要公私兼顧地利用這個操作鞏固下一輪大選中自己的政治地位,意在復制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后長期執政的奇跡。所以其行為的悖論也就不難理解了:一方面高聲倡導“無核武世界”,將“原爆罹難者”與侵略受害者相提并論,甚至引2021年美國漫威大片《永恒族》所體現的扭曲二戰觀為自己張目;另一方面卻緊鑼密鼓地與美國強化核安全合作,同時在核廢水排海問題絲毫不負責任。
其二,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的悖論。這次峰會夾雜了經濟安全和地緣政治議題,表現出美西方長期以來用主權和人權兩根大棒敲打、規訓經濟上對西方陣營構成挑戰國家的傳統手法。但是,日本此次涉華消極動向卻表現出極端的戰略焦慮:即面臨新一輪產業革命,傳統競爭力的喪失造成日本一方面經濟上越來越依賴與鄰國的合作,另一方面卻在涉及鄰國核心利益問題上一再無底線地侵犯,可謂國家戰略上的自暴自棄。就在峰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日本NHK一檔節目中有專家提出“日本到底有沒有做好迎接未來人民幣世界的準備”一問,折射出日本朝野真正擔心并感到無解的真正問題。
其三,繼續北向選邊站隊還是加強南北合作的悖論。此次峰會在聯合聲明中突出了全球視野中的南北問題。日本作為主辦國,一廂情愿地提出要做G7和“全球南方”之間的“橋梁”。殊不知,日本能以何種形式,與南方國家合作到何種程度,其并沒有獨立自主決策的戰略主導權。進言之,如果日本連在認清歷史罪行的基礎上與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友好合作都做不到,那么做“全球南方”的橋梁就注定是一句空話。
(編審:華章 安然 宇馨)